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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决定。”诺华全球CEO魏思乐在谈到收购凯龙一事时对《环球企业家》说。尽管诺华当时迫于凯龙董事会压力，将收购价格从每股45美元提高到48美元，总共付出了51亿美元的收购成本，但众多的分析师还是认为它捡了个大便宜。此项收购让诺华一举跻身全球5大疫苗制造商之列，有资格参与争夺这个年市场规模被估计为18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—全球制药业早已从1990年代高达两位数的强劲增长滑落到今天的个位数，而疫苗市场的增速却达到了一般药品市场的2倍，转舵势在必然。
最直接感受到疫苗巨头“登陆”压力的当数中国的疫苗生产企业，比如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。之前，它因为拥有政府计划内疫苗的大量定单，始终稳稳占据国内疫苗市场的头把交椅；而在有价疫苗市场，它也是惟一能够和跨国制药公司抗衡的国内重量级选手。但现在，其市场份额已下降了10%左右，去年8月，这位中国“国家队队员”还专门召开流感疫苗专题会，讨论怎样应对来自跨国公司的压力。“今年，我们一定要争取夺回阵地。”中生集团新闻发言人王建华说。
【最大买家】
疫苗巨头现在面临的情况是，三种流通状况同时在中国进行：有的地方疫苗的流通渠道仍然和新的流通法颁布前没有什么两样，完全由省级疾控中心掌控；有的地方主要由省疾控中心把持，但是已经有部分医药公司开始销售疫苗；而有的地方已经逐渐开放市场。
对于市场状况的判断决定了不同的市场策略。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便是，谁是买家？
毫无疑问，即使考虑到中国疫苗市场逐渐开放的事实，就疫苗制造商而言，政府采购的订单仍然是最具诱惑力的，往往一个大额订单就能改变几大巨头的市场座次。
对这些已经垄断了全球90%以上市场份额的疫苗巨头来说，它们在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两个主题来进行：如何说服政府主管部门将疫苗纳入相应的医保体系，以及让自己成为政府采购体系的最大供应商。
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，赛诺菲-巴斯德采取的方法看上去很简单，就是竭力证明使用流感疫苗来预防和诊断，比事后治疗更能节省费用。为了帮助政府机构收集这方面的比对数据，赛诺菲-巴斯德还主动从WHO那里调用了一些数据，并且提供400万美元赞助中国建立类似的数据库。
这类关于疾病历史的数据库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普遍存在，是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理性决策的基本依据。在中国，缺少这样的数据库使得把流感疫苗纳入全民医保体系更加困难。因为实施这样的系统工程，卫生主管部门无法单独为之，必须有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，比如负责拨款的财政部和负责定价的国家发改委的支持。
赛诺菲-巴斯德现在是中国政府采购中的最大供应商，但它的地位正在受到像诺华制药这样的实力选手的挑战。而且，不断有新成员试图进入这个市场，来满足政府对多元化供应商的需求。CSL（Commonwealth Serum Laboratory）是由前澳大利亚卫生部疫苗部门改制上市而成，在澳大利亚占据着绝大部分的疫苗市场份额。在成功进入美国市场，获得了美国政府2000万支流感疫苗订单之后，于今年6月和中国疾控中心、卫生部相关人士开会探讨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，CSL的最后结论是，不能只做中国市场的看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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